■郭凤英
1966 年的后半年,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。8 月8 日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发表后,运动迅速发展起来。8 月18 日,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了学生代表,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游行队伍,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。毛主席说“这个运动规模很大,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,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。”北师大女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“红卫兵”袖章,随后,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,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、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的口号响彻全中国,各地大中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层出不穷,掀起了写大字报、开批斗大会、停课闹革命、各地大串联的高潮,毛主席也多次检阅了红卫兵。
在那个年代,论年龄我属少年时代,是我们南河沟中学最小的学生,只知道学生要好好学习,每天算算术、写作文、背英语是主题,别的事情不想参与。但同学们写出来的大字报都想有更多人的签字才有气势,为了友情,为了面子就签个名字。10 月中旬县里决定全县各中学的红卫兵分批去北京串联,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运动。第一批二十名,十月中旬出发,主要是保中、南中的红卫兵代表。我参加了第二批的进京串联,全县五十名学生代表参加,南中三个年级三班共19 人。当时的条件第一是红卫兵,第二必须是贫下中农子女,只要是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子女都不准参加。当名单决定后,我心里特高兴,一个十三岁的小孩,能去北京见毛主席,又能坐汽车、坐火车,吃、住、行全免费,能有这样的机会,是永远不敢想的事情。但每人必须自带被子。放假两天回去和父母商量,并作准备。当回去告知父母后,遭到坚决反对,一句话:“不许去!”理由是年龄太小,从未出去过,上学每次都是父亲亲自接送,而且全国各地大串联,太乱,还要自己背铺盖,如果一旦丢失就回不来了。可我决心已定,无论父母再反对,再劝说,我都不听,哭着喊着非去不可。无奈父亲担惊受怕背着行礼送去南中,把我交给我们的带队领导高宝玉主任,反复嘱咐带出去就必须安全带回来。在高主任作了充分安排后,我们一行于1966 年10 月初的一天步行走到扒楼沟粮站乘卡车出发去县城,第二天乘轿车换火车,于晚上约12 点左右到达北京西直门站。出站后,我们集中排队,高主任在前带路,我们一个接一个拉着对方的后襟步行走到红卫兵接待站。由于人多,秩序混乱,高主任嘱咐我们一定要坐在一块休息,自己去排队登记领取安排食宿的地点通知。约两小时后又出发去崇文门营房宽街小学。坐了一天半夜的车,而且火车上人太拥挤无座位,只能轮流坐在自己携带的被子卷上,在大同上火车前简易吃了点东西,在接待站的时候有的同学连水都没喝,尤其是高主任一直排队办手续,又累、又饿、又渴。当时我后悔自己不该来,又因为大部分是男孩子,比我年龄大,身体壮,可高主任反复鼓励我,而且一路叮嘱大家照顾我。实在走不动了,高主任让全组同学陪我休息一会儿,千万不能走散,不能丢失。经过一夜的艰辛,于6日早上约6点40分到达住宿点。当学校的接待员欢迎我们入住后,离开饭还有半小时,知道我们又累又饿,准备先发给每人一袋饼干充饥,全体同学齐声高喊“节约闹革命”,没有接受。
入住后每人发一张通行证,全部免费乘车,免费参观景点。住宿是学校的教室,草垫子通铺,自带被子,二十人一间。一起去的女生加上我就两个,同室居住的有各地大中专学生,我们每天就跟着她们一起到清华、北大等大学去看大字报,到景点玩。除集体活动外,都是自由行动,每次乘公交都要排长队,各大站点都有警察维持秩序,一旦人多太拥挤,我都会被领着先送上车。在住宿地也有解放军站岗放哨,连同晚上休息,门口都有人盯着,一旦睡着被子蹬掉,都要悄悄进去帮你盖好,所以心里觉得很安全,我一个人经常去周边转。11 月10 日、11 日毛主席第七次检阅红卫兵,我们接受了11 日的检阅。清晨提前早饭后,每人自带一份打包的中餐,排队出发步行到西长安街指定的地点,整队等候。靠马路两边为解放军三路横队,后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,排列在东西长安街约十三公里长的大道上,形成一条红色长河。下午约1 点多,先由江青等几位中央领导和部队领导乘车巡视一遍,2 点30 分左右,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及其他中央领导,身着军装乘敞篷车在《东方红》乐曲声中缓缓而来。人们激动万分,不停地跳起来挥舞着《毛主席语录》,齐声欢呼:“毛主席万岁!万岁!万万岁!”车行驶缓慢,有的红卫兵激情迸发,想冲出马路近距离观看时,边上的解放军就全体起立,胳膊挽胳膊维持秩序。毛主席一路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,当主席的车刚驶过去,各民族青年就涌向马路中央尽情歌舞。宣布检阅结束后,仍有一队一队学生恋恋不舍,不愿离去。接受这次检阅的有从内蒙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等省步行来京的红卫兵长征队。接受第七次检阅后,我们参观了天安门广场、军事博物学们人人随身携带笔记本,认真抄录,作为学习的机会。当同室居住的安徽省十三中的学生准备返回时,劝我随他们去合肥,我答应了,因为我大伯全家在合肥工作,好多年未见。但高主任不同意,说“你不回去,我如何向你父亲交代,这么点大的小孩,胆子怎这么大?”10 多天后,开始申请返程的车次,由于当时串联人多,要等候,直至11 月25 日,才可以出发。正好这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,同来的部分同学又兴高采烈接受了25 日的第八次检阅。检阅结束,午饭后,约3 点多,我们步行到北京站排队等候。当火车驶来后,原来整齐的队伍,一下就秩序混乱了,人人争抢上车,个小体弱的都不敢去挤,怕摔倒遭踩踏,眼看快开车了,我还上不去,都着急得掉眼泪了,两名解放军战士把我抱起来从窗口塞了进去。由于车厢人太拥挤,连去洗手间的可能性都没有,只好在茶几上一会儿蹲着,一会儿站着,心情特别紧张。即便如此,都一路喊口号,唱红歌。晚上约11 点多到达太原站,入住重机学院,2 天后返回保德,平安回家。
这段经历让我终身难忘,虽然过去四十多年,成为历史,但却无法阻断我的回忆,1966 年11 月11 日让我刻骨铭心。每当人们提起文化大革命,我就会想起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,想起那20 多天吃、住、玩都非常开心的日子。每天吃着大米饭、馒头、面包,各样肉炒菜等从未吃过。每天参观名牌大学、人文景点,逛大商店,没钱买,也喜欢多看看,再累也觉得很快乐。住在一起的各地学生都互相关心,相互帮助,只要一块儿出去,都会相互照应,安全返回,让我深切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,也成为我永不磨灭的记忆。(作者系保德县政协副主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