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老师

程守业

辛酸的老师

我是八岁上的学，学校办在一个旧财主的院子里，南房叫南堂，正房叫正堂，我在正堂。老师姓栗，大约五十岁左右，那时的人显老，背后我们都叫他栗老头。他和善、干净，穿的衣服旧是旧，可没一点土毛毛，两只胳膊上套着袖套，上炕前总要先拿笤帚扫划几下。老师写一手好毛笔字，常趴在书桌上给学生写仿引，仿引上的字我还能记住，一种是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”，一种是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露上青天，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。我们教室的黑板是木制的，靠在一个架上，有一天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，地图上又画了两条曲线，指着那曲线说：“黄河，发源于巴颜喀拉山……”，“山”字刚出口，就见他扑通一声倒下了，学生们吓得喊成一片，南堂的老师跑进来把他背出去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老师不是病倒了，而是饿得慌，晕倒了。

老师不在了，我当时年纪小，不知道啥叫悲伤，自习课上，也站在黑板前，学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说：“黄河，发源于巴颜喀拉山……”，然后假装跌倒，由几个孩子哄笑着扶起。

栗老师体力恢复后，又走上讲台，当然，我再也不敢学他倒下的姿态了，可仍然很顽皮。有一次记不清捣蛋了啥，下学后留下罚站墙角。他在宿舍炕上坐着，地下有几个孩子烧炕，忽然，他跳下地，我疑心要打我，赶紧抱住头，他却从烧柴中捡起一枝黑豆苗苗又坐到炕上，他在欣赏那枝黑豆苗，那上面满共只有十来个豆荚荚，他却好像收藏家发现了一支珊瑚似的。

后来我考住高小，离开了那个财主院。几年后，我在城外野地里闹柴时，见有个老头放着七八个驴，我过去一看，正是栗老师。他头发花白，胡子拉茬的，穿着一身破棉衣，袖头上已露出棉花，棉裤上粘着一些圪针草籽。我恭恭敬敬喊了声：“栗老师！”栗老师夸我：“好娃娃，唉，我已经放了驴啦还叫我栗老师。”我说：“栗老师，咋不教书啦？”他苦笑了一声说：“老师没事的时候，爱在书桌上写几个字，有一回写了个‘打倒蒋介石，毛主席万岁’，没防住，人家连起来念啦。”我不知该说些啥，看他吆喝着驴慢慢远去。

坚强的老师

在初中读书的时候，有一次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有事，另一个老师代他上了一课。这个老师姓常，课文是刘白羽的《万炮震金门》。常老师朗读课文不仅声音抑扬顿挫，表情也很丰富，念到“万弹齐飞，排空而去”时，眼睛眯成两小缝，望着天花板，上嘴唇和鼻尖快要凑到一起：“万，弹，齐，飞，排空而去——”，“去”字特长，仿佛那炮弹曳着尖啸，瞄着金门岛正从海峡上空划过。

文革开始后，全国上下狠批“三家村”，他却撰文为吴晗喊冤叫屈。学校门前植树造林时，县委通信员骑着自行车横冲直闯撞坏了树苗，别人忍气吞声，他却敢扣住自行车和文件包撂下一句话“让县长来取吧。”你想想，这在当时是多么大逆不道，犯上作乱的事。全校师生批判他，全县机关一拨一拨人来校送大字报助威。他一上批斗台，学生们就从菜园里摘来烂茄子、烂西红柿雨点般往他头上扔，而他依然是那么抑扬顿挫地讲话，声调不变，架子不倒。台下喊“常学文，低下狗头！”“不低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抬头看天安门，低倒头看不见！”台下的学生跳到台上，拳打脚踢，拼命往下按他的头，眼看按下去了，谁知他猛一旋转，又挺起身来，举着右拳高喊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”每忆及此，我心里总会泛起一阵苦涩，那真是一个人妖颠倒的岁月，老师仿佛成了刑场上大义凛然的夏明翰，我们难道就是刽子手？

一天的批斗会结束了，把他关在小屋里，外面还有学生轮流站岗，不是怕他跑，是怕他自寻无常。小屋里起初悄没声息，我从门缝一瞧，他正坐在床上，赤了上身，聚精会神地捉虱子，捉到一个放在玻璃板上压一个。捉完之后，又穿上衣服，一扬脖子，喝了口水，把墙上的二胡拿下来，一会儿，优美的曲子就会传出来，“毛主席呀派人来”完了，“北京的金山上”又响起。二胡拉完，听见他“楞格里格楞……”哼了几句才入睡，鼾声如雷，站岗的听着没趣也都走了。

接下来的批斗会没完没了，他依然如故。有一回，他让我捎了个纸条交给他爱人，我拿着一看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放心，心里没鬼，死不了人。”从那以后，我知道什么叫坚强，坚强就是：只要心里没鬼，你就不要打那些高头绳子，低头井的主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