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史偶得

变色龙可谓是动物里最具应变能力的了，虽动作极慢，天敌众多，但变色龙表面下有多种色素块，能随时变成不同的保护色保护自己，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得以生存。只要是生命就得生存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动植物们不得不通过应变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获得生存。

社会动乱的年代里，人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，不仅平民生存变得艰难，身居高位的官员士大夫同样不易，没有一定的应变能力，很难在那样的时代里立足生存。

五代时期的冯道是一个应变能力很强的人，说起冯道就不得不说冯道所生活的五代时期。那时候政局极度混乱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短短五十多年中，朝代五经更替，皇位十五次易主。正如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书中所言：“梁唐晋汉周，前边要加后，都来十五帝，扰乱五十秋。”那时候的皇帝大多行武出身，靠政变起家，做事粗鲁，性格暴戾，行为怪诞，为了皇位不择手段。没名气的不说，就说后唐的石敬瑭，为了能当后晋的皇帝，得到辽国的支持，不惜将幽云十六州割给辽国不说，还跪下自己年过半百的身体认二十来岁的辽国皇帝为爹，人称儿皇帝。冯道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。从后唐庄宗到后周世宗，冯道共事四朝十帝，每朝每代还能做到高官，不是太师就是宰相。有人说冯道的做法不外乎投其所好，溜须拍马，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，夸当朝的好，说前朝的坏。但细想仅凭此，冯道显然还不足以在那个乱世中安身立命，更不用说屡获高位。冯道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，他不读死书、认死理，他能对所学知识活学活用，他思维敏捷、遇事沉着，他能看清世道，洞测人心，更重要的是他能采取灵活多变的处事方式应对各种问题。

作为读书人出生的文臣、士大夫，冯道没能守住读书人应有的道德底线，寡颜少耻，缺少节操，颇受后人诟病，但冯道虽位极人臣，却也未做出有损国家和民族的事。他的行为举措只是为了能继续安享荣华富贵。人活着就得生存，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今天是，古代也是。古人有言：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但并不是每个朝代，任何皇帝都值得读书人去殉命，我们也不能苛求所有的读书人都能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。冯道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。有短命的皇帝，就有短命的大臣，不少人当了大臣没几年就随着朝代的覆灭而烟消云散，冯道却能在五代那样的乱世里独善其身，最后得以善终，他的应变能力和生存之道应值得肯定。

民国时期的阎锡山也是一个有应变能力的人。民国初期，南北议和，阎锡山身为革命党，又是很有势力的军阀，成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拉拢的对象，由于当时形势并不明朗，阎锡山不敢贸然倾向任何一方，只好讨好两方，脚踩两只船。军阀混战时期，阎锡山时而下野，时而上台，静观时局，适时进退，因此当其他军阀有的衰落，有的被消灭，有的被吞并时，阎锡山和他的晋系军阀却安然自保。到了抗战时期，山西一时成了抗日最前线，国军，共军，日军三股势力在偌大的山西交织，对阎的晋绥军虎视眈眈，阎锡山惊险地在三方游走，灵活应对，既不亲近也不疏远，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，晋绥军在后来的抗战和保卫山西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人们形象地把阎锡山处理与国、共的关系比作三个鸡蛋上跳舞。在民国复杂动荡、军阀林立、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的年代，阎锡山凭着灵活的应变能力驰骋纵横，统治了山西三十八年之久，不愧是民国官场的“不倒翁”。国民党退居台湾后，年近古稀，自知失势的阎锡山明哲保身，逐步隐出了政坛，选择潜居著书，十年后在台北寿终正寝。阎锡山一生的经历很好地诠释了他的生存哲学：“一切为了生存，生存为了一切”。同为军阀出身的桂系首领、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相比之下就差了些，退居台湾后，依然活跃于政坛，在各种政治场合抛头露面，深得蒋氏父子嫉恨。据说年仅花甲的白崇禧依旧性致勃勃，出没于烟花柳巷，蒋介石逮了个机会，收买了白崇禧的一个相好，给白喝了大量春药，结果不胜药力的白崇禧暴死在床上，不得好死。说实在，白崇禧有愧于“小诸葛”的称号。

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书是读了不少，但知识的应用能力、实践能力，创新能力，工作应变能力，社会适应能力却差了很多。找工作专挑好的，什么白领了，公务员了，干工作又不愿从基层做起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因此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成了“啃老族”，生活也成了问题。历史发展到现在，社会和谐稳定，百姓幸福安康，我们无需为简单的生存而发愁，然而现在社会人才济济，社会竞争日趋激烈，我们要想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，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就不仅要有很厚的知识储备，还得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，适时适应社会变化。所以，应变依然是很有必要的生存之道。  

五台沱阳中学   马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