烽火岁月话故乡

刘应明

    黄河，千百年来奔腾不息，养育了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。我的故乡保德县林遮峪村就是黄河岸畔的一个古老村庄，它既是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要冲，又是商贾云集的贸易中心。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这里是三区政府驻地，1940 年我县光复后，它又是民主政权四区政府的所在地，多年来一直是我县西南部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正由于故乡所处的特殊地位，因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一直是战略要地。故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斗争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，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    1936 年红军从陕北东渡黄河，途经我县桥头、新畦、吾儿梁等村，距故乡仅有十余里地。部队所到之处大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散布流言蜚语，污蔑党和人民军队的罪恶行径，他们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待人和蔼，给当地群众留下难忘的印象。耳闻目睹，让故乡人民看到了曙光，充满了希望，焕发了抗日救国的激情。1938 年120 师工作团进入我县，作为区政府所在地的故乡也派来了工作队。他们广泛宣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组建战时动委会和民兵自卫队，发广告、贴标语、散传单，训练自卫队员。抗日烽火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。一批有志之士李吉庆、刘兆兰、刘毅、刘汝荃、刘汝田、刘进厚、郭秀英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牺牲救国同盟会，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，奔走呼号，不辞辛劳，深入周边各村宣传“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”，动员民众参军参战、筹粮筹款做军鞋等。附近各村的牲盟会员经常聚集到本村刘汝荃家中开会，刘的妻子郝生全、侄儿刘汉轮流在大门口放哨，以防不测。通过深入宣传发动，贫苦农民子弟张希桐、刘汝寿、段外孩、刘九孩等人积极报名应征，投身抗日前线；与此同时，派民工、筹军粮、做军鞋等支前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，走在全区各村的前列。

    遵照上级部署，村里成立了由30 多人组成的民兵自卫队，经常到河滩、沙沟子等地出操、唱歌，训练射击、投弹技术。为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，民兵们通过外出学习取经，掌握了自制炸药、自制石雷等技术，将土硝、硫磺、木炭粉按1∶2∶3 的比例配置在一起，装在从本县扒楼沟兵工厂领回的地雷、手榴弹壳子里，爆炸力跟正规武器毫无二样，并且选择了石质好的石头，中间凿出深一尺、直径一寸多的圆孔，装上自制的炸药，试爆效果不亚于铁雷。有上级配备的枪支弹药，加上自己制作的石雷，土洋结合，如虎添翼，大大加强了民兵的军事实力，在维护地方治安、震慑内外之敌、防范日寇侵略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。

    1938 年秋季，故乡的土地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县的“冯林事件”。当年春天，国民党35 军在晋南一带吃了败仗，一批接一批的散兵游勇在途经沿河各村时，为非作恶，抢掠百姓，搅得鸡犬不宁。到当年9 月，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官兵变本加厉，强制百姓用担架抬着他们，沿村接待。有一天，由冯家川派出的一支担架队到达林遮峪时，按照事前约定该由林遮峪大编村派人接替，时任林遮峪大编村伪村长的张世勤，对派人一事无动于衷，来人迟迟不能交班，找村长、区长说理，他们态度十分蛮横，硬要来人再往前送一程，民工们坚决不干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，动手打了村长张世勤。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，国民党伪县政府不问青红皂白，随意派警察将冯家川带队的冯泰春、马腾云两人抓捕起来，准备责罚问罪。事实上冯、马两同志是我党地下党员，“冯林事件”的实质是我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抗争。冯、马两同志被抓后，冯、林两地的地下党组织以牺盟会的名义，一面收集大量有理有据的材料上诉，一面发动两地群众成群结队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，充分揭露了张世勤恶贯满盈，伪县政府官官相护、包庇纵容坏人的不法行为。经过两地党组织和进步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，国民党县政府被逼收回成命，立即释放了冯泰春、马腾云两人，撤销了张世勤的村长职务，并根据群众意愿，由地下党员刘毅接替了林遮峪大编村村长一职。“冯林事件”以我党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失败而告终，大长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，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，是对敌斗争的一次大演习，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   1941 年我村是伤病员的医疗点。当时国民党35 军在包头、张家口等地同日寇对垒，伤亡惨重，大批伤病员需转送到后方医治。于是在我村的大戏台上及附近的一所宅院中开设了一处后方医院，每天都有接二连三的担架抬着伤病员来医院接受治疗。医院有十多名医护人员，其中有一名河南籍的朱大夫，医术很高明，很多重伤员和疑难病患者，经他精心诊治，亦能起死回生。附近的不少村民也慕名而来，经他接收治疗的病人数量多、康复快，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。

    1942 年晋西北行署为保障抗战前线的粮食供给，在我们村里建了一个战备粮站，粮站设在旧商号“兴盛长”院内，除本院的四孔窑洞外，又选择一处民房作粮库。每年秋后，由行署派人收缴粮食，本县南面的百余个村子的村民均往这里缴公粮，后经大船转运到抗日前线。粮食存放期间，村里要派多名民兵昼夜轮流值班守护，直到粮食全部运走方告结束。设在“兴盛长”院内的粮站，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50 年代中期。

    也就从这年开始，八路军120 师第二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在许光达司令的率领下，配合我县干部群众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故乡人民积极响应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号召，主动投身于开荒种地、纺纱织布中。他们不辞劳苦把过去弃置的土地全部开发出来，因地制宜种植了杂粮、棉花、大麻、油料等作物，棉花油料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一倍多，粮食产量也连续三年递增。其时，村里成立起纺织合作社，由刘补世任社长，社址设在张有家的大院内，社里逐步添置了轧花机、织布机、轮线机等设备，从外面请来一名师傅传授技术，全村有30 多名妇女参加了纺织合作社。当时各家各户也拥有纺线车，妇女们利用农闲时间将棉花纺成棉纱，然后交到纺织合作社浆洗、轮线、织布。社里的妇女每人每天平均织3.6 丈的一匹土布，最快的能织到4 丈多。通过开展大生产，村里一百多户人家，家家满粮囤，人人有衣穿，出现了欣欣向荣、丰衣足食的新气象，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，粉碎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。

    1943 年伴随日寇疯狂扫荡，国民党驻防府谷县的李含芳部借口防范华北日寇进攻府谷，悍然发布禁河令，强行扣除两岸120 余艘大船停靠府谷一边，伺机向我晋绥根据地发动进攻。为了保卫解放区的革命胜利果实，打击国民党的疯狂挑衅，我方在天桥至冯家川一线加强了军事部署，针锋相对开展了河防斗争。

    故乡与府谷元子占村隔河相望,两岸人民世代友好、往来频繁。河禁开始后,驻扎在元子占山顶上的国民党部队不时向我方打冷枪、发炮弹，有一次村里刘进厚的母亲从田间回家的路上被枪弹击中，差点丧命。又有一次，对岸之敌人连续发射三枚炮弹落在四区政府院内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驻在我村的七大队一个班的部队和村里的几十名民兵配合，摸黑乘船过河对敌军发动突然袭击。天黑地暗，激战1 小时有余，最终敌人以失败告终，丢盔弃甲狼狈逃窜，在仓促逃窜中一名士兵摔下悬崖命丧沟壑。

    1943 年，侵华日寇已是江河日下，日落西山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，但其贼心不死，仍要作垂死挣扎。当年初冬，从五寨进犯保德的一股日军，沿黄河一路向南流窜，企图与驻防沿河一带的抗日部队拼死一搏。消息传来，村里的党员、干部、群众紧急动员起来，实行疏散转移，坚壁清野，当时人们称之为“藏反”，全村500 多口人分别疏散到堡梁、墩梁、杨条沟等较为隐蔽的地方。各家的粮食、副食品全部掩埋在地下，牛羊等家畜也一起转移。民兵们则日夜坚守在村子北面的大路一侧，个个荷枪实弹，严阵以待，在主要路口全部埋有地雷、石雷，誓同日寇决一死战。僵持了三天之后，据派出侦探的人报告，日寇在离我故乡10 里的寨沟村烧杀抢劫，无恶不作，杀害了两名无辜群众，捣毁抢走不少财物，把整个村子折腾得一派狼藉。知道我村防备森严，民兵训练有素，也就不敢冒然进犯，只好夹着尾巴退回县城。至此人们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，于各处“藏反”的男女老少陆续返回家中，恢复了日常生活。

    “藏反”那年我刚进入记事年龄，三日岩洞生涯，一派寂寞荒凉景象，至今记忆犹新。时至今日，当年的烽火已熄，滚滚黄河依旧不息奔流，70多个年头过去了，我们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。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，饱尝了战乱、浩劫、灾荒、贫穷等多重苦难。直到解放后才逐步过上安逸、宽裕、美满幸福的生活，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苦，一定要知恩图报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与党同心同德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余热，增添正能量，为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再立新功。（作者为原保德县老干局干部）